《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那天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身单影只，一片苍凉。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他不见了。

阿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正在惶恐不安中，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着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警察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阿呆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阿呆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阿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坠入了黑暗中，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在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面如土色。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这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桩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撅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呆，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情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消息。
　　10年过去了，不知道吴哥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阿呆

那幢楼房一到夜晚就成了妓院。尽管天气炎热，但家家房门紧闭，窗帘严实，从门缝窗缝里传来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站在天井中央，像在欣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绵绵不断的声浪，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
　　很多时间里，我会坐在门房的屋檐下。北方的房屋建筑有个规律，不管院子里是华堂大厦，还是低矮茅屋，都喜欢在院子出口处盖个门房。我在屋檐下看到小姐们走进走出，一个个风姿绰约，摇曳生辉，她们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走路的姿势也极尽夸张，浑身散发着一股妖气。
　　如果妓女走在大街上，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股妖气只能感受出来，只能揣摩出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夜晚的这家大院，就像走马灯一样，各种角色在粉墨登场。如果小姐独自走进来，后面几十米处一定跟着一个探头探脑的男子；如果有男子从这个院子里走出来，隔几分钟后就一定有刚刚和他工作完的小姐走出来。那些男子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夜半过后，妓女们陆续回来了，有的赚钱了，兴高采烈，隔着老远就对着楼上喊：“老公，下来吃宵夜。”有的垂头丧气，回到出租房里，很快就熄灯睡觉。
　　出租房里除了妓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妓女的丈夫，有的是妓女临时姘居的男友，有的是背后保护妓女的人，还有的是依靠妓女养活的人。

　　刚刚搬进这间出租屋的时候，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小兰，来自于这个省某山区僻远县的一个村庄。我以后见过她的身份证，家境应该不好。小兰长得不错，身材又细又高，大概在170厘米左右，身上“三突出”，脸上有几颗小黑痣，脚上穿着很厚很厚的凉鞋。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像老戏中的靴子一样的凉鞋，那个夏季时髦的女孩子几乎一人一双这样的鞋子。小兰的眼睛细长，眼角上翘，看起来总好像在笑。

　　有一天，小兰带进来一个瘸子，那个瘸子应该有30多岁，穿着西装，没有扣纽扣，他一走动，西装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扇动。他一进房门就将小兰扑到在床上，小兰挣扎着，但是徒劳无益。那天夜晚小兰的窗户没有关，她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关窗户，就被瘸子压在了身上。隔着窗户，我看到瘸子揭开小兰的裙子，小兰发出了哭声。
　　我当时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冲过去，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救小兰。如果是别的纯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妓女，我一定会冲过去，然而，那个房间里此刻媾合的是妓女和嫖客，我该不该管？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天我该不该管？
　　几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了，系好了裤子，他粗暴地对小兰说：“哭什么？以后有我罩着你，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然后瘸着腿走了出去，没有给钱。
　　小兰一直在哭，哭了十几分钟后，她擦干眼泪，也出去了，继续接客。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瘸子是这个城中村的老街痞，做这种皮肉生意，有时候也拉皮条，妓女们每做一单，不管是不是他拉的生意，他都是要抽份子钱。他的手下有好几个妓女。

阿呆

城中村里有好几家发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廊已经不理发了，改成了按摩松骨。所谓的按摩松骨，就是媾合的代名词。
　　发廊里的妓女经常坐在玻璃门的后面，袒胸露乳，每个发廊都有专门的工作服，这种服装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是绝对是针对妓女设计的，领口极低，开叉极高，却又把最重要的部位遮挡住，留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穿着工作服的妓女坐在门后，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喊：“来呀，来呀。”也有的妓女看到男人来了，故意走出发廊，挺着颤巍巍的奶子，扭摆着丰满的屁股，看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因为有了站街女，发廊的生意大受影响。因为站街女便宜，三十元五十元都可以，而发廊开价就是一百元。来来往往城中村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当然会贪图便宜。于是，发廊女对站街女痛心疾首，她们看着站街女，当面就叫“婊子”、“破鞋”。站街女比人家低一个档次，经常是听见了装着没有听见，落荒而逃。
　　我一般都睡得很晚，总是要院子里安静了之后才会回到房中。有一天凌晨，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重，整幢楼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开。这幢楼里掩藏着多少罪恶啊，都担心会被暴露在阳光下。我相信那一刻很多房间里的人颤抖不已，惊恐不安。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有人偷偷地打开后窗，跳了出去。
　　敲门声依然响起，我好奇，就来到了门房后，隔着门缝，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一个女子孤苦无依地站着，我问了声“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大哥，快开门啊。”
　　我打开门，门外的女子一下子倒进来，我看到她的脸上都是血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是小兰。
　　我问小兰：“怎么了？怎么了？”

　　小兰哇哇哭着说：“我被人打了，脚扭了。”
　　我看到小兰的右脚肿起好高，站都站不稳，我背起她就走了出去，寻找诊所。
　　这条街巷有一个社区医疗，可是现在已经关门了，隔着栅栏防盗门敲了很久，没人答应，估计里面没人。我又背着她向巷口走，巷子里没有出租车。
　　站在巷口，好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疑惑地看着小兰裸露出的胸脯和大腿，又看看我，犹豫迟疑。小兰说：“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说：“我有钱，快点开往附近的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个准备关门的诊所，我喊“停，停。”背着小兰走了进去。

　　诊所里是一个老医生，戴着老花镜，脸上垂下两嘟噜肉，看起来好像学识渊博。他脚踩在小兰的右脚面上，手掌扶着她的膝盖，突然一发力一扭，听到格巴一声响，小兰呻吟一声，错位的关节扶正了。老医生又给小兰脸上身上的伤痕涂了药。
　　“多少钱？”我问。老医生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十。”“三十？开玩笑？三百。”
　　我只好给了300元。
　　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小兰说她今晚接客，被客人抢了。

阿呆

几个小时前，小兰站在街边拉客，过来了一个男子，很瘦小，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挂在树杈上。他比小兰要矮半个头，神情猥琐，一副没有睡醒没有洗脸的样子。
　　两人谈好了价钱，小兰就向出租屋的方向走。走了十几米，看到男子没有跟过来，小兰又走回去问怎么回事。男子说，去宾馆啊，去你家我担心被你男朋友打。
　　小兰觉得这个男人挺风趣的，又瘦瘦小小，就放松了戒备，决定跟着他走，男子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宾馆门前。那个宾馆有三层，门口竖着三杆旗杆，飘着不同颜色的三面旗帜，貌似三星级酒店，其实就是一间私人旅社，入住其中，连身份证都不用看。
　　小兰刚进房门，就被门后一个男子卡住脖子，摔在床上，然后撕开她的衣服。惊惶万状的小兰看到那个男子很强壮，满脸都是红色疙瘩。就在那间房间里，小兰遭到了轮奸。为了掩盖小兰的叫喊，他们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完事后，小兰等着他们给钱，瘦子拿起小兰的衣服，把她的手机和仅有的几十元钱拿走了。小兰哭着说：“行行好，行行好，手机给我。”瘦子一巴掌打在小兰脸上，小兰像一件衣服一样被摔倒在地板上。她还没有起身，强壮男就踩在她的脸上，边踩边骂“臭婊子”。
　　瘦子说：“跪在地上，面朝墙壁，不准回头。”小兰依样照做。刚刚跪下，强壮男又踢了她一脚：“回过头来，老子就打死你。”小兰歪倒在地板上，又哭着跪好了。
　　过了好长时间，小兰感觉不对劲，偷偷回望，看到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强壮男和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小兰心疼她的手机，那个新买的手机是诺基亚3210，那时候要1000多元，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小兰哭着走下楼梯，扭伤了脚，摔倒在地，她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去找宾馆经理，她一路走回家，走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到黎明了。

阿呆

小兰那次被洗劫后，他去找那个瘸子，那个瘸子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打我电话。”
　　几天后，小兰拉到了一个男子，回到出租屋，结束后那个男子只给20元。小兰说，说好的50元，怎么只给这么少？男子说，他从来都是20元。说完后就准备出门，小兰拉住他，他一甩手就给了小兰一个耳光。小兰拿出电话拨打了瘸子的号码。几分钟后，瘸子带着几个人在院子里拦住了正和小兰纠缠的那名男子，一顿暴打，男子跪地求饶，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天我正好在院子里，我看到了那场惨不忍睹的殴打场面。为了取悦小兰，瘸子用他另一只完好的脚，一脚又一脚地踢在了男子的身上，以一副英雄救美的姿态给小兰报仇，那名男子全身浴血，身上能肿的地方都肿了，刚开始还在连声求饶，后来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大获全胜，瘸子像个骁勇善战的公鸡一样，趾高气扬地站在小兰面前，吹嘘地说：“这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然后就带着那几名地痞走了。那几名地痞都光着膀子，前胸后背都纹着张牙舞爪的龙。

　　此后，瘸子堂而皇之地来到了小兰的出租房里，小兰不再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了瘸子属于一个什么公司的职员，这个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由本地的老少流氓组成，他们充当妓女们的保护神，另外还负责讨债。妓女们如果遇到纠纷，他们就会闪电般地冲过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是妓女们要交给他们保护费。
　　听小兰说，保护费是一人一天20元。交了保护费的妓女们，此后就不再害怕小流氓的骚扰和不给钱的嫖客了。
　　事实上，10年前的街痞首领流氓头子们都依靠妓女发财了，那时候的妓女行业刚刚走向明朗，这些街痞首领和流氓头子都开设妓院，广纳妓女。妓院是最容易打架滋事的地方，但是因为有流氓头子罩着，妓女们就会相对平安无事。而次一等的流氓们则傍上了站街女。
　　认识瘸子让小兰免于受到欺负，但是认识瘸子却让小兰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最后被人杀害。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阿呆

省会里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妓女，姿色好的就进了酒店和夜总会，姿色差的就当站街女。在这个院子里，南腔北调，什么口音都有。而嫖客也是这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小雯还是经常被那个打麻将的丈夫打，在丈夫的眼中，麻将牌比小雯要亲密得多。为了免于挨打，小雯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单一：不断接客，不断赚钱。
　　每天下午，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小雯就早早出来了，孤独地站立在街边，穿着长袖长裤，遮挡着被丈夫打伤的胳膊和腿脚。有熟悉的妓女路过这里，问候一声：“这么早就上班了？”小雯凄凉地笑笑，背过身去擦掉涌上来的一滴眼泪。
　　小雯什么客人都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长相丑的，长相俊的；穿着整洁的，衣着邋遢的……为了拉到更多的客人，小雯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这让很多妓女牢骚满腹愤恨不已，她们说小雯破坏了行规。小雯甚至连20元的活也接，她们说小雯是猪，“什么都吃，连垃圾都不放过。”
　　那时候我坐在门房的屋檐下，经常能够看到小雯出出进进的身影，她的身后十几米处跟着一个个能够做她爷爷的人，小雯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我还有些腼腆，后来就坦然了，对我笑笑，我看到小雯的眼睛很空洞，好像看开了一切。有一次，她带进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一会儿老头就出来了，他手扶着拐杖，对着小雯将大讲人生观价值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小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我正在喝汽水，那汽水一下子喷上了屋顶。

　　还有一次，我坐在门房屋檐下，看到小雯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去了，那时候的中山装已经很少有人穿了，那人头发一丝不苟，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小雯和他的丈夫就居住在门房的对面，距离门房不到十米的距离。他们进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来。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听见了小雯不耐烦的声音，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她的身上抠来抠去。干部很不高兴地喊了一句：“我掏了钱呢。”

　　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出来了。干部走在小雯的身边，教诲小雯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做这行？”

阿呆

　尽管小兰在拼命挣钱，但是丈夫的手艺确实是太臭了，他总是输，输了后就向小兰要钱，小兰又不敢不给。他们这种关系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人们无法想象，小兰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好吃懒做，只会打麻将又技术极臭的男人？也无法想象，这个男人为什么会逼着自己的老婆一次次去接客卖淫？
　　后来暗访中，我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男人吃软饭，靠妻子卖淫来生活。还有的妓女在外包养小白脸，丈夫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那些长相俊俏的妓女。人类最隐秘最肮脏的一面，在这些妓女之间袒露无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交流谁接到的客人多，谁保养的小白脸漂亮。
　　我曾经见过一个妓女，容貌非常漂亮，每隔几天，就有一个猥琐的老头子来她的出租屋过夜。这些妓女们一般都不会留人过夜的，以免夜晚有警察查夜。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猜不透他们是什么关系，而且当这个妓女接客的时候，老头子也会在里面，拉张门帘遮挡住自己。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关系。
　　这个妓女群落中，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常理来判断这个群体，因为这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我们的不可思议在她们的眼中很正常，我们的正常在她们眼中反而匪夷所思。
　　有一天，因为给钱少，小雯又遭到丈夫打骂。大家对他们的吵架打架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照理。我当时完全是出于义愤，从十米外的门房屋檐下走进他们的出租房，小雯看到我，好像大海中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我的胳膊，躲在我的身后。我说：“做丈夫的，怎么能整天打自己老婆？”小雯的丈夫气势汹汹，脖子上的青筋条条暴起，他一副真理在握的神情，斜视着我说：“你算什么人？格老子打堂客，管你鸟事？”

　　这个浑身干巴骨头的男人，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他认为老婆是他的，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后来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小雯都是来自四川大凉山，都没有上过学，他们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祖辈的口耳相传，
　　怪不得他喜欢大老婆，怪不得老婆不敢反抗。

阿呆

挨打过后，小雯很快就忘记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给丈夫做饭还做饭，该给丈夫洗衣还洗衣。丈夫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妓女妻子提供的这一切。
　　我常常在想，当有一天小雯老了，不再做妓女了，她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她的丈夫会为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悔恨吗？这些年的妓女经历，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印痕吗？
　　也许不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很正常，他们觉得这一切不是耻辱。就像小偷永远不会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偷一样，小偷认为别人有，而我没有，我把别人的拿过来天经地义。也许小雯的丈夫认为，妻子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出去拉客赚钱，反正什么都不会少，何乐而不为呢？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买不起。这个院子里很多妓女家中都有电视机，是那种两三百元就能买到的组装电视。城中村狭窄的街巷里，经常会有骑着三轮车，叫喊“收旧家具旧电视”的男子，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去，凹凸不平的路面将他们的叫喊声颠得又细又长，像皮筋一样。这些旧电视被这些收购的男子以极低的价格送给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又卖给家电修理部，家电修理部重新修理，更换不能用的部件，然后换上新制的壳子，这样，一台外表看起来崭新的电视就组装成功。这些电视无法走进大商场，就在一些小商铺里出售。妓女们购买的都是这样的电视机，她们随时准备离去，离去的时候就只带着银行卡和安全套，别的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样的电视存在极大的危险性，经常会坏掉，严重的会爆炸伤人。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却又特别喜欢看电视。有时候她涎着脸来到别的妓女家门口看电视，总会遭到人家的白眼。我的出租房里有一家小电视，这架没有牌子的电视肯定是以前居住的妓女留下来的，她就经常过来看。有时候，看着她跟着电视里的歌星一起唱歌，亮晶晶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往，我就觉得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的丈夫沉醉在麻将中，他才不管自己的妻子赖在谁的房中。
　　就这样，我和小雯渐渐成为朋友。

阿呆

我在报社没有编制，没有正式职位，国家财政不会拨款，我们拿的是计件工资，如果没有稿件见报，我当月就没有收入。然而，暗访妓女群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月两月是没有结果的，我决定撤离。
　　半个月后，我回到了报社。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写那些杀人放火凶杀抢劫交通堵塞下水管道爆裂垃圾没有人清理之类的新闻，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经常在黄昏时候才吃早餐，而经常在吃早餐的时间已经风风火火地赶往第一现场。只有在做了记者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废寝忘食的真正含义。胃病是记者的职业病，那就是废寝忘食造成的。

　　尽管离开了那个城中村，但是我还一直和小兰、小雯、唐姐联系着，电话中她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她们感到很神秘，都会发出感叹声。网络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她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来源于一个笑话：蜘蛛先生和蛆虫小姐谈恋爱。蜘蛛妈妈说：“你怎么找了个环卫工？”蜘蛛先生说：“人家确实是环卫工，但是人家身材苗条。”蛆虫妈妈也对蜘蛛不满意，对女儿说：“你怎么找那么黑的一个？”蛆虫小姐说：“人家皮肤是黑点，可人家是网络工程师。”
　　一个月后，那条站街女聚集的街道受到综合治理，站街女们鸟兽散，隐身在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综合治理结束后，她们又冒出来了。这次的人数更加庞大，除了站街女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隐身其中。
　　我听到了很多发生在这条街巷的故事。一个嫖客在这里找到妓女，妓女高大丰满，嫖客很满意，到了旅社，嫖客才发现妓女原来是个男子假装的。结果嫖客的钱和手机被洗劫一空。几个嫖客合起来，专门抢劫妓女。他们中的一个人出面把妓女钓到野外，埋伏的另外几个人一哄而上，妓女的财物就被抢光了。
　　那时候的手机都很值钱，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所以小偷和劫匪都盯上了手机。那时候的男人们很喜欢在皮带上挂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装着手机，结果给小偷提供了极大的行窃方便。妓女们离不开手机，再穷的妓女也要买一台手机，而劫匪就专门抢劫妓女的手机。

　　警察对这个地方打击了几次，但是总是死灰复燃，这条街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盲肠。
　　有一次，小雯打电话说，那次打架的那个矮子被人杀了。我问被谁杀了？小雯说不知道，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脖子被割了几刀，在旅社发现的，肯定是嫖客。但是，别说嫖客，矮子叫什么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哪里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注定是个悬案。
　　站街女们人心惶惶。站街女的生命安全再次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阿呆

妓女们也在想办法对付那些凶残的嫖客。妓女和嫖客的矛盾始终是不可调和的，嫖客总想花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而妓女们却总想干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
　　为了保证生命安全，一些关系好的站街女就联合起来，遇到有嫖客要人，她们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只收一个人的钱。行不行？”
　　嫖客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乍一听着这话兴奋不已，这不是有便宜可占吗？来到了民工的住处，却是一个妓女坐在门外监视，或站在旁边袖手，一个妓女提供有偿服务。民工大呼冤枉，妓女据理力争，如果想多占便宜，就哀求再给一个人的钱。这实在也是妓女们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办法浪费时间，收效甚微，确实得不偿失。

　　接连几次的整治后，报社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消息登载在报纸上，结果，这条淫荡的街巷全城人都知道了，更多各种各样心怀鬼胎的人涌到了这里。
　　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犯罪团伙和各种社会渣滓。妓女们被抢被杀的案件比原来更多了。
　　由于这个城中村受到了清理，妓女们像失去了蜂巢的马蜂一样，在周边地区继续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有的住进了居民楼，有的几个人合住，有的则每晚昨晚生意后，栖身旅社。
　　没有了固定住所的妓女们，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挑战。
　　唐姐一如既往地站在街边，看到有单个男人经过，就主动贴上去，问：“耍去啊？便宜。”在这些站街女中，像唐姐这样采取主动攻势的人比较少，而唐姐对钱具有超出寻常的追求和兴趣，又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如果有人给钱，她都敢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溜达。
　　但是，唐姐性价比不高，尽管便宜，就像一颗萎缩的苹果一样，还是少人问津。
　　小雯也便宜，小雯的客人就多些。
　　城中村整治后，小雯和丈夫、还有另外一对妓女和丈夫，住进了居民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里支两张床，相距没有一米。午夜过后，这两张床上就睡着两对夫妻。彼此连一点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到。

　　然而他们不在乎，妓女没有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不会当妓女。

阿呆

由于四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屋里，小雯就只能选择“出台”。其实出台是桑拿坐台小姐的专用术语，她们坐在吧台后面，站街女是没有吧台可坐的，她们是站在街道上，所以，她们出去做生意应该叫“出街”。
　　小雯也被抢过。比小兰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打。“你问问这些人，哪一个没有被抢过？”小雯指着身旁十几米开外一群衣着暴露、举止张扬的女子说。
　　“不是有公司罩着吗？”
　　“现在公司管不上了，很多人都出台，公司的人来了，人家早就走了，都是骑着摩托车。”10年前的这座城市，还没有“禁摩令”。抢劫的人骑着摩托车，而地痞们靠的是双脚。
小雯说她会“看人”，“我看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小雯选择的客人一般还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一大把的人没有刑事犯罪能力。即使双方打斗起来，那一把老骨头也不是正值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小雯的对手，身材圆滚滚的小雯，手劲很大，她能够把猕猴桃拽在手中捏出汁来。
　　一些小孩子小雯也接，小孩子也不具备犯罪能力。小文说起过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她在出租屋里刚刚接过一个孩子的父亲，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来了。“你猜我怎么知道的？父亲给的钱上面有一道算式，是一张50元。孩子给的是100元，我拿出先收的那张50元给他，他惊得跳了起来，说这张钱是我们家的，这是我昨晚写的算式，怎么会在你这里？”

　　20岁左右的男人最危险。由于这个嫖客群体中，民工占据了绝大多数，而民工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极度的贫穷让一些人心灵扭曲变态，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还有人因为婚姻不满意，转而仇视所有女性。几年前警察破获了一个系列杀人案，凶手杀害的都是妓女，而杀人的动机居然是妻子抛弃了他。
　　小雯说她有一套识人的本领。她先看眼睛，再看神情。如果眼睛滴溜溜转，神情变换快，这样的人，给再多的钱也不去；如果眼神沉稳，表情木讷，这样的人一说就去。
　　谈价格也有学问，如果对方将价格开得很高，可能就有问题。如果对方一直在讨价还价，那可能就不是劫匪。
　　选择地点更有讲究，小招待所小旅社坚决不去，给再多的钱也不去。酒店可以去，可是嫖客们能住酒店，就不会找站街女。如果是在没有安全的地方，他们就会选择在河边树后，废弃的楼房地，蚊蝇飞舞的草地上。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价钱会大打折扣。
　　小雯还说，她出台的时候，从来不喝客人的饮料，不吃客人提供的食品，害怕有迷药。曾经有一个妓女，喝了客人提供的一杯可乐，醒来后发现身上的钱、手机、戒指、项链都被偷走了。

　　“我们这类人的首饰都是假的。”小雯说，“能戴得起首饰，谁还出来站街？”